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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○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，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、最郁闷的一段时间。

回国后，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。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，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。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。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，漱石作俳句：“病妻室内灯昏暗，苦熬晚暮度秋天。”可以想见，一八年的秋季，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。漱石留英期间，曾给镜子写信，倾诉自己很孤独，责怪妻子不写信。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，一时传说他疯了。文部省曾有“夏目漱石精神失常”、护送回国的电文。回国后，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，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。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，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。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，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，动手打了女儿。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，请医生做过诊断。漱石的急躁、愤怒和越轨，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。

回国后，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，工作亦不顺利。“英国文学概说”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，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，后讲“文学论”，同样不受欢迎。他情绪低落，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，绝少出门。碰上好天气，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。他一度想要辞职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。

阴郁、愤懑、神经质等，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漱石后来说：“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。”可见，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。

这绝不意味着《猫》的创作失掉了理性。而是说，《猫》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，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，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。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，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，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。

为了说明这一问题，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。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，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，封建幕府垮台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。父亲是江户（今东京）奉行所直辖的名主，世道虽然变了，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。母亲是商家的女儿，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。漱石初名金之助，不知为什么，父亲就是不喜欢，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。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。盐原也是名主，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，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。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，漱石重归自家。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。少年学过汉学，后学英语。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，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（今东京一高前身）。其间，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，争执不下，使他苦恼不堪。后来在小说《道草》中说：“不论从生父看，还是从养父看，他不是人，而是物品。”最终，生父付出赔偿，方告结束。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，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。一○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，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。一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，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，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。一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，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、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。一九○○年留学英国。